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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英丽:以金融转型推动经济转型刻不容缓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发表时间:2012-12-31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12月在广东调研时指出,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大势所趋,刻不容缓。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再度强调,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宏观政策的总基调就从外转向了内,并开启了以内需为主的经济转型。从重投资到重消费,中国经济体系转型的战略已经明确。但抓手在哪里?以金融转型推动经济转型,实际上是一条不二之路。

  过去几十年,通过实际低利率、金融管制等多种政策组合推动的金融抑制政策,服务于工业化和实体经济发展,是中国取得工业化战略成功的一条重要逻辑。中国金融系统一直具有鲜明的“准财政职能”。在计划经济时代是“财政信贷综合平衡”,改革开放到1998年金融体系一直具有一定程度的“半财政职能”或“准财政职能”。

  在2003年的国有银行业改革中,市场本寄望于实现金融尤其是银行体系的“去财政化”改革,但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了某种回潮。金融的“准财政职能”加剧了对非财政领域各民营经济主体的挤压,承担准财政职能还意味着金融风险的累积。

  时至今日,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以金融转型推动整体金融改革、推动整体经济转型已刻不容缓。就此话题,《第一财经日报》近日专访了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潘英丽。

  金融抑制四阶段

  记者:以低利率和金融管制为特征,中国明显存在金融抑制,并通过金融抑制支持了工业化和实体经济的发展。您怎么看中国的金融抑制?

  潘英丽:金融抑制政策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包括战后日本实施的一种服务于工业化战略的金融配套政策。其基本特征是低利率政策和政府对低成本资本配置的行政管制或积极干预。政府通过实施低利率政策,人为降低资本成本,以鼓励资本密集型工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并通过产业政策和行政管制手段将供不应求的廉价资本导入政府需要重点发展的产业和企业。

  我将中国金融抑制政策的实施划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基本特征相同,但表现形式有所不同。

  第一阶段是1952~1985年农产品统购统销时期。政府通过实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政策,压低农产品收购价并提高作为农业生产资料的工业品价格将农村剩余价值转移到工业部门中来,并通过工业利润上缴国家形成了几无成本的工业资本原始积累。据专家估算,这一时期国家从农村获取的转移收益大约为8000亿元;同期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14420.18亿元,其中国家的投资总额为8451亿元。通过价格剪刀差转移的资本分别占到55.5%和95%。

  第二阶段大致为1979~1993年收获货币化利益的阶段。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以M2占GDP比例衡量的货币化程度仅为25%,货币增长超过经济增长的超发部分由货币化程度的提高所稀释,从而不会引起通货膨胀。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杰的计算显示,1978~1996年间,M2增长25.2%,减去GNP增长率9.7%和物价上升6.82%,货币超发比率为8.68%。这一时期不引起通货膨胀的货币超量发行收益约为 8447亿元, 年均占GDP的5.4%,1993年高达GDP的11%。1991年M2占GDP比例达到97%,1992~1993年出现了20%以上的高通货膨胀。这意味着货币化利益已经耗尽,通过货币超发支持政府投资的政策不再具有可行性。

  第三阶段是1991~1997年银行功能的财政化时期。改革开放前半期具有“藏富于民”的特征。城乡个人收入占GNP的比例从1978年的50%增加到1995年70%。相比较,国家总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则从1979年的34%下降到1997年的10.7%。改革开放过程中,由于内部大规模的隐性失业,国有企业长期存在亏损。由于财政实力下降,这一时期的财政补贴是逐年下降的,而通过国有金融渠道的隐性补贴迅速上升。

  此外,国有企业的资本结构也呈现出银行贷款代替国家注资的趋势。“拨改贷”的金融资源配置过程,替代了政府财政制度。国有商业银行通过给国有企业发放工资贷款、“饺子”贷款、“安定团结”贷款,起到了稳定国有经济和整个宏观经济的作用。这一时期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的积累,可以看作是经济改革的社会成本在国有银行体系内的沉淀。

  第四个阶段是1997~2006年,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内部沉淀的改革成本,借助股票市场和存款低利率政策向中产阶层分摊的“改革成本社会化”时期。改革可以看作制度建设投资,成本即时发生,收益则分摊在未来各个时期,因此改革成本借助国家信用,通过政府债券市场的发展,或者通过国有银行与股票市场的跨时期转移,是经济改革拥有可行性并取得成功的条件。

  我国政府做出这种选择,具有内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从而也拥有事实上的合法性。1997年证监会15号文件提出“证券工作要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服务”,要为“国有企业补充资本金,收购有发展前景的、亏损的国有企业尽心尽力”。这意味着中央政府启动了借助股市将改革成本向中产阶层分摊的“社会化”过程。

  通过重组、上市和产权转让,国有资本得以收缩战线,完成了战略调整和整体盈利。截至2006年,(除农业银行外)国有银行经过不良资产剥离、存贷款利差补贴、央行再贷款、财政注资、外汇储备注资和引进战略投资者等举措,完成了资产重组和上市融资的全过程,银行业整体稳健指标达到国际水平。

  在股票发行融资方面,政府通过股票发行的额度管理维持相对高的发行市盈率(即融资的低成本),并通过发行审批制度将低成本融资特权分配给特定产业和国有企业。2006年股权分置改革基本完成,为国有股权带来了升值和变现的便利。至此,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内部沉淀的改革成本社会化分摊过程已全面完成。这一年银行利润达到2004年的10倍。股票指数也开始了快速上升。

  实际上,2006年应该是金融抑制政策退出的最佳时间之窗,年末银行业将对外资银行全面开放人民币业务,再让存款人补贴银行已毫无道理。如果及时实施利率的市场化,并在实施有效监管的前提下逐渐退出发行审批制度,中国今天本可以有一个结构更为合理、发展更为可续的经济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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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向宇(实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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