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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我为什么主张“国退民进”

来源:经济观察报    发表时间:2013-04-09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陈志武

  我为什么主张“国退民进”

  陈志武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

  美国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经济危机以来,不管在美国,还是在中国,或其他国家,都打开了政府干预经济的阀门。政府以解救危机的名义介入经济活动,大举干预市场。一场“国进民退”的运动正如火如荼。我想提醒的是,国家持有太多资产、控制太多经济资源、对行业准入进行审批、对企业经营进行干预和管制,除了带来一些远期经济上的消极后果外,还会对宪政法治带来深远的影响。国有企业的存在威胁法治精神、破坏规则的公平性,因为在法律、规则和政策面前,国企和民企是不平等的。

  如果去了解一下近现代史,我们就可以发现,凡是有过公有制历史的国家,宪政都不是它们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比如前苏联、前东欧、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相比之下,那些宪政法治比较可靠的国家都是私有制国家。为什么?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当然,我并不是说私有制会必然导致宪政法治,私有制不是宪政法治的充分条件,但是必要条件,国有制或公有制必然会导致宪政法治的缺失。为什么会这样呢?

  国有制之下没有真正的平等竞争

  除了看到前国有经济国家的经历之外,我们还可以从一个更大样本、更一般层面上,看国有经济对宪政法治的影响。我运用新政治经济学的量化方法,按照从1970到1991年每个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投资占GDP的比重,把64个国家分成三个等份组。结果,我发现,国有企业投资占GDP比重越高的国家,其法治指数就越低,宪政水平越低。在搜集的72个国家的数据里,我发现,政府开支占GDP的比例越高,法治水平就越低。用我们的话来说,政府越穷的国家里,法治水平越高。一国的宪政法治水平与其政府可以花费的收入成反比!在这72个国家里,我还发现,政府开支相对GDP的比重越高,腐败越严重。这也很好理解:如果政府没有钱,即使官员们想腐败,也腐败不起来,没有让腐败滋生的基础。

  这种基于大样本的数据统计方法,比起单纯的案例分析方法来,更有它的科学性。但是,大样本数据分析方法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让人感觉太抽象。到底法治水平跟国有经济比重的负相关关系,是一种统计上的偶然呢?还是有理论上的必然性?如果其因果关系并非偶然,那么其传导机制又是如何的?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跟民有企业(民营企业)有什么不同?国有企业跟民有企业最大的不同是:国企背后的股东是国家,或者说广义上的政府。国家具有我们普通人或私营企业没有的优势:国家包括议会,有权修改法律。如果国家觉得某个规则对国企不利,就可以修改规则,使国企处于优势地位。此外,国家还有解释法律的权力、司法权力和行政执法的权力。如果一个公司背后的股东拥有立法权、法律解释权、司法权、执法权以及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那么,这个公司怎么可能会和没有国家背景的市场主体平等竞争呢?它怎么可能跟私人、民企平等?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企业是国有或私有关系不大,更重要的是看经济是市场经济还是非市场经济;他们说,只要市场的逻辑得到尊重,只要市场规则对国企、民企都一致,所有权属国家,还是私人,并不重要。我要说,问题就出在这里,国企和民企从一出生,起点就不平等:以国有经济唱主角的国家,不可能是市场经济国家。市场经济的第一原则就是自由选择,是规则对所有参与者平等。但是,因为国有企业的股东是国家,这就使国有企业在法律面前比民有企业更为优越。非国有企业、私人企业无法在法律和强制力面前与国企平等。一个国家如果采用国有制,长此以往,即使起初是法治,也会慢慢腐蚀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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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向宇(实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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