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行郑州中支换帅徐诺金履新 系著名经济学家

2015年09月14日00:00

来源:投实

  投实君按: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迎来新任行长——此前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巡查员的徐诺金,已经履新郑州中支。据悉,9月10日下午新任行长举行了见面会。随后,人行郑州中支官网更新了“现任领导名单”:徐诺金出任党委书记、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河南省分局局长。

  人行郑州中支换帅徐诺金履新 系著名经济学家

  前任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行长金鹏辉已经于今年7月升任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党委书记、行长。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作为总行的派出机构,负责领导和管理山东、河南两省的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的工作。在徐诺金履新之前,人行郑州中支的行长由金鹏辉兼任。

  在金鹏辉之前担任人民银行济南分行行长的杨子强,已经于今年4月被国务院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而杨子强也在1997-2004年期间出任过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行长。

  那么现在亲们看出来这一系列人事变动的逻辑了吗?

  徐诺金是国内知名经济学家,也是典型的学术型银行家,其研究范围包括宏观经济、货币政策、金融改革、金融风险、经济周期、通货膨胀等。

  公开信息显示,徐诺金,经济学博士,研究员,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硕士生导师。先后于1987年和1993年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研究生部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硕士毕业后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工作八年。1995年调到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工作;组建大区行后,1999年调任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2000年到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做访问学者;2001年4月调任位于广西的中国人民银行梧州市中心支行任党委书记、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梧州市中心支局局长;2002年7月调任中国人民银行东莞市中心支行任党委书记、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东莞市中心支局局长;2003年再次调回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任副行长;2011年调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交流,任调查统计司副司长。现任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党委书记、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河南省分局局长。

  人行郑州中支换帅徐诺金履新 系著名经济学家

  学术银行家

  徐诺金在湖南大学、暨南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做兼职教授,同时担任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硕士生导师、华南理工大学金融工程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是典型的有理论有实践的“学术银行家”,也是周小川行长倡导的 “学习型、研究型、专家型、务实型、开拓型”五型央行人才。

  他非常关注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最早提出提出了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四条原则:适度监管、分类监管、协同监管和创新监管,并建议传统金融业一定要拥抱互联网金融。

  他出版过许多著作,包括《货币供求》、《21世纪经济学》、《经济波动与通货膨胀的结构性分析》、《货币的未来》、《21世纪金融大趋势》(10本)等等。就在此次履新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同时,恰逢其新的经济学专著《优势突围》一书出版发行。

  《清华金融评论》对其进行了专访,徐诺金认为,面对未来中国人口结构的老龄化趋势,高储蓄优势会逐渐减弱,中国会进入一个高消费、低储蓄、低投资的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会慢下来。在当前中国高储蓄的有利时期,国家应该鼓励投资。徐诺金认为中国还有10~15年的战略机遇期,在这期间通过投资把储蓄资源充分转化为有效的资本留存,从而为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打下基础,可以形成有效应对老龄化的供给实力。他同时认为,把GDP总量做大,仍是中国的第一要务。

  以下是《清华金融评论》对徐诺金的专访:

  重视经济发展

  《清华金融评论》: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又十分突出,社会各界对要不要稳增长、如何稳增长有着不同的观点,你对此有何看法?

  徐诺金:从2009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一直在下降,至今下行压力仍然较大。面对这种下行走势,我国的理论界确实出现了一种主流性声音,认为不必过分担心。他们认为,中国过去的发展进程里所存在的环境污染问题、能源消耗问题,关键在于经济发展过快、投资规模过大。所以这些年来出现了一种轻视经济发展速度、否定投资的倾向。尤其在我国的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之后,有评论认为发展的必要性、迫切性没有过去那么大了。有人说速度可以降下来,甚至出现一些极端情况,认为我们不要讲速度了,不要讲国内生产总值(GDP)目标了,而只要重视环境保护、重视污染治理、重视资源节约。这实际上是一种把发展与环境、速度与质量、总量与结构对立起来的思维方式,最终导致有些地方完全不讲GDP了,在少数地方的政府工作报告里甚至没有GDP增长目标。在我看来,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

  第一,从现代宏观经济理论和各国经济发展实践来看,经济发展还是要有明确目标。从理论上来说,尽管经济学家们发现GDP作为衡量一国经济的总量指标存在许多不足,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更好的指标能取代它。从实践来看,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都离不开用GDP指标来进行国内经济核算和国际经济比较。

  GDP指标总体上还是可以较为全面地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经济总量和经济发展速度快慢的。通过对GDP的核算和分析,一方面使我们从纵向和横向的对比中知道自己的发展方位,明确发展的方向;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对GDP的核算完成对经济发展效率的分析和发展成果的分配,从而决定生产成本、折旧、投资、消费、进出口等相关指标的分解。GDP指标虽不完美,但离开它我们对经济会茫然无知。所以说,我国现在仍需将GDP作为衡量经济发展快慢和制定预期发展目标的重要指标。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这都是一个必须被高度重视的指标。

  第二,把GDP总量做大,仍是中国的第一要务。我国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跟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经济总量虽然说已经达到全世界数一数二的水平,但是从人均水平上来考察,我国离发达国家的水平还是相差很远,还是全球排名第80多位之后的发展中国家。到2014年底,中国的人均GDP水平只相当于美国人均GDP的10%左右,日本的8%左右,欧盟的19%左右。所以从现阶段来讲,发展还是第一要务,发展还是硬道理。从经济工作来讲,还需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硬道理这个指导思想。

  第三,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成功就是坚定不移地做大GDP。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我们党最成功的方针路线就是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经过30多年持续的努力,我国彻底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积累了较好的发展基础。30多年来的成功实践表明,只有发展才能够使我们自信,只有发展才能有解决一切问题的良好基础。所以各级政府都不应轻视或者放弃这么一个成功经验,不应轻视或者放弃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指导思想。

  如果放弃了做大GDP的目标追求,对中国这种经济体或者发展模式来说,就相当于没有了前进的指南针,整个社会就会迷失方向。比如,我们现在不断地下调发展速度,甚至出现不要速度的这种做法,这就会给市场一种非常迷茫、非常混乱的信号。一些地方出现的庸政、懒政现象实际上就与此有关。我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模式,离不开地方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引导经济前进的主导作用,离不开国有企业作为主体的力量。发挥这些力量的作用,离不开它们对经济发展贡献的考核,而放弃这样一个考核指标,完全不讲GDP的大小和快慢显然不合适。

  《清华金融评论》:要重视GDP指标,那么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如何协调?经济发展的质与量又如何兼顾?总量与结构的关系又如何处理?

  徐诺金:其实,重视GDP跟重视保护环境、重视经济发展质量、重视优化经济结构并不矛盾。分析总结过去30多年来伴随我国经济发展而来的环境问题、能耗问题、结构问题发现,经济发展的快慢并比一定与环境、能耗成正比。污染最为严重的地方并不一定是经济发展最快的地方。当然,经济不发展肯定没有污染、没有能耗问题,经济发展必然要有环境代价,有资源消耗,但经济发展得快并不一定硬要破坏更多的环境、消耗更多的资源。过去的发展之所以产生这么大的环境破坏和资源消耗,应该说与过去的环保意识、环保标准、环保执法体制有关。许多污染问题、能耗问题是由于我们没有环保意识以及受制于当时的技术条件而造成,也与我国环保标准过低、执法不严密切相关。现在我们的环保意识加强了,在发展中更加注重与环境的协调,提高了环保标准和能耗标准,加大了执法力度,完全可以把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起来。

  发展的质和量也是如此。如果没有发展,哪来的质量?质量是建立在发展的基础上的。还有就是发展与结构的关系,结构的优化也是要建立在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只有在市场发展的过程中不断通过市场主体之间的竞争由市场来决定什么样的产业过剩、什么样的企业应该淘汰,不断通过优胜劣汰的市场选择机制来调整生产结构、供给结构,整个社会的产业结构才能优化和合理。所以结构的优化不是通过放慢发展速度所能解决的。你放慢了发展速度,不要发展了,整个社会都不投资了,优化结构也就无从谈起。

  潜在增长(长期增长)和短期增长

  《清华金融评论》:你一直在谈发展的重要性,那么什么才是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投资和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又是怎样的?

  徐诺金:要真正认识发展的重要性,认识投资的关键作用,就必须正确认识投资与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区分两种不同意义上的发展。第一种意义上的发展实际上是指一个国家创造财富的能力增长。一个国家发展的快慢,指的是这个国家创造财富能力的提高快慢;另一种意义上的发展是指对这种财富的创造能力的实际利用程度,用这种能力实际生产了多少财富。我把第一种意义上的增长叫潜在增长或长期增长,第二种意义上的增长叫现实增长或短期增长。现在我们关注每个月、每个季度、每年的GDP增长速度的快慢,实际上讲的是现实增长,即利用刚才提到的第一种概念上的财富创造能力,在现实中创造的财富数量。

  从理论上讲,可以把第一种意义上的增长要素归因于劳动、土地、资本、技术、制度等因素。在原始的农业社会,土地和劳动是最主要的生产源泉。后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演化,资本、技术变得重要,再后来经过东西方两种经济体制在20世纪的实践竞赛,发现制度也很重要,所以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快慢,取决于劳动、资本、技术、制度等关键变量,是所有这些因素一起构成了第一种意义上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

  而第二种意义上的发展除了受制于上述的四个变量因素外,还受制于一定时期的社会总有效需求。换言之,一国是否能将潜在生产能力全部充分利用起来,还要受到总需求变化的影响。总需求主要由消费、投资、进出口等构成,所以一国在一定时期内GDP增长的快慢,除了受制于潜在生产能力提高的快慢以外,还受到总需求波动的影响。因此这种意义上的增长问题实际上讲的是短期经济周期的波动。现在流行的所谓“三驾马车”如何拉动经济增长,尤其是主流经济理论强调的通过扩大消费去促进增长,实际上讲的是这种意义上的增长。

  第一种意义上的增长与第二种意义上的增长有很大区别,不宜混淆两者的区别。在这两种不同意义上的增长中,消费和投资的地位和作用是不一样的。在第一种意义上的增长中,没有消费这个变量,消费对这种意义上的影响主要通过它对储蓄、储蓄对投资的影响来体现。由于消费对储蓄是负影响,消费对投资也是负影响,并进而形成消费在第一种意义上的长期增长中的负变量作用。消费增长得越快,投资就会增长得越慢,消费对投资的增长构成反向作用。

  我所谈的发展的重要性主要指第一种意义上的增长,一国长远意义上的增长就是要持续不断地提高国家的潜在生产能力,这也是一个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提高潜在生产能力要靠投资,不能因为GDP在某个时候超过了某些国家就忽视了发展的重要性,轻视投资的重要性,这是一个要认真区分清楚的问题。分清楚这个问题的最大意义在于,我们不能用对短期受制于总需求而产生的经济波动的关注去取代对提高经济发展能力的重视,不能把短期内由于总需求萎缩而形成的生产能力利用不足、产能的相对过剩理解为生产能力过大,理解为产能的绝对的剩余。不能用针对短期波动的宏观经济政策取代长远的经济发展战略。

  投资是连接潜在增长(长期增长)和短期增长的桥梁

  《清华金融评论》:“在研究经济问题的时候需要分清楚第一层意义的增长和第二层意义的增长”,但现在很多人在研究问题的时候其实并不做这样的区分。

  徐诺金:对,这就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所在。在主流经济理论逻辑中,由于混淆了短期增长与长期发展,形成了一种“需求下降——供大于求——产能过剩”,需要通过“扩大消费——增加需求,抑制投资——消除过剩产能”的理论逻辑。这中间就是没有明确区分消费和投资在这两种增长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结合中国的国情去分析需求下降是什么需求下降、为什么需求下降,生产过剩是什么样的过剩、是长期的过剩还是短期的波动。如果结合国情,把短期的需求萎缩和产能过剩放到长期的经济发展趋势中去考察,会发现中国的问题不在需求,而在供给;不是短期问题,而是长期问题;不在消费,而在投资与增长。

  中国的需求萎缩是由于投资受到了抑制,中国的产能不是绝对的过剩,是一种相对投资需求受到抑制后的相对过剩,是一种生产能力的利用不足。如果我们把中国的短期经济波动放到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过程去看,中国不但没有生产过剩,而且存在着巨大的产能需求和发展空间,是产能的绝对落后与不足。把这种短期的相对过剩充分有效地转化为未来的发展空间,应是我国宏观政策的关键着力点。其中,关键是要重视投资,扩大投资,原因是从长期来看消费对增长来说是一个负变量,也就是说,消费的比重越大,潜在生产能力的提高速度就越慢,扩大消费既无法消除短期的过剩,更无法促进长期的发展。

  但投资变量则不同。投资变量不仅决定了经济增长的短期快慢,更决定了一个经济体长期发展的速度。从对第一种意义上的长期增长和第二种意义上的短期增长这两个增长的分析中看出,投资变量是连接短期经济增长和长期经济发展趋势的一个关键变量。回到现实中来,我们关注短期经济波动受制于总需求的时候,要分析到底是启动消费变量还是启动投资变量。

  从我国的情况来看,影响和制约短期波动和长期发展的关键因素是投资变量。这实际上反映了我国现在还处于人口红利的收获阶段,还有高储蓄的优势,还有必要、有可能进行高投资,否则,实体经济会出现产能过剩,生产能力利用不足。我国现在很多产业存在产能过剩、生产能力利用不足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与投资密切相关的行业和领域,这实际上反映了投资不足,还没有完全转化吸收储蓄资源,变成第一种意义上的发展潜力。解决这种问题只有通过扩大投资才有可能把这些生产能力、闲置的生产设备和所谓的过剩产能充分利用起来,转化成长期的经济发展能力。

  人口结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

  《清华金融评论》:能否再结合人口结构的变化介绍一下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和可能面临的问题。

  徐诺金:近几年来,我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制度变革和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提出了“中国优势理论”,把中国过去30多年形成的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看成是中国的发展优势,认为正是由于中国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制度变革极大地释放了各种生产要素的效率。中国特殊人口结构的变化,即中国的改革开放时期刚好遇上了大量20世纪50、60年代生育率高峰人口步入劳动力队伍和70年代推行的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人口红利优势时期,才形成了中国特有的高储蓄优势,才有了通过高投资推动高增长的这么一个奇迹的产生。其中,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

  过去3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总结起来主要就是两个原因:一是改革开放所形成的制度方面的变革,称之为“制度红利”;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数据显示,在1978年、1979年的时候,我国整个社会里劳动人口占比在30%~40%左右,到2012年最高的时候,中国劳动人口占比为74%。也就是说,在过去的人口结构里,30个人劳动养活另外70个人;到2012年,变成了70个人劳动养活另外30个人。这意味着:一是劳动力要素本身增加了;二是劳动力成本下降了;三是劳动者的剩余增加了。这客观上造成了中国消费的大幅度下降、储蓄的大幅度上升,而储蓄的大幅度提升,为扩大投资创造了条件。所以就形成中国的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这么一个特别时期。这个时期对我国来说是非常难得的。

  现在我国理论界和经济金融实践部门还没有把人口结构的变化与过去30多年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以后30多年将会面临的问题联系起来。实际上,只有充分认识到中国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人口红利,和这种红利在过去30多年里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未来10~15年后这种人口红利可能向人口负债转变可能带来的问题,才有可能认识我国现在的优势及未来的问题。

  中国的人口红利和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制度红利是相互促进的,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良性循环,这也是我们过去30多年取得成功的原因,我把它归纳为“中国优势”。

  这种优势在现阶段和未来一段时间还存在不存在?研究表明,这种优势在现阶段还是存在的,可能还有10~15年的时间机会窗口。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我们必须利用好这个机会窗口期,充分利用高储蓄优势和劳动力资源优势去服务我们的投资要素,把其充分利用起来,从而获得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所以,在现在还有条件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扩大投资、加快发展。如果错失了这个良机,把我国这种“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三高优势”看成是问题,将会错失发展的良机,也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这个后果不是简单的浪费储蓄资源的问题,而是中国即将面临极端的老龄化问题。中国未来可能面临两大陷阱的冲击,一是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二是中国特有的人口“超级老龄化陷阱”。中国特有的超级老龄化的主要特征是来得快、来得猛,拉动人口抚养负担急剧上升。随着中国超级老龄化来临,中国会从过去的“高储蓄率、低消费率”迅速过渡到“低储蓄率、高消费率”,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会因为没有投资来源保障而大幅下降。

  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高度重视我国未来人口结构变化可能带来的后果,把现在由于人口红利所形成的高储蓄,通过投资形成资本存量,用这种资本存量来跟未来老龄化时期少量的劳动力人口结合,来提高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形成有效应对老龄化的供给能力。

  提高投资效率要靠有效投资

  《清华金融评论》:从你的谈话中,我们也认识到了投资的重要性,但是大家目前普遍反映是投资效率不高,造成了很大的浪费,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徐诺金:我主张扩大投资,也是讲的有效投资,也认为投资要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不能浪费,要形成有效资本存量。不过,关于投资效率的判断,目前的主流经济学忽视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是过去体制存在投资高估、消费低估的问题,二是关于投资效率不断下降的结论,这涉及对投资中的技术含量如何分解。

  什么是有效投资、如何进行有效投资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把有效投资定义为能够形成未来财富生产能力、提高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这包括土地利用效率、提高劳动红利、提高资本存量、提高技术创新的投入。有效投资不仅仅指投资利润、投资回报。有些投资可能没有直接回报,或短期内不能产生回报,但它对整个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国家整体利益有利,也是有效投资。如国防建设、基础设施工程、应对未来老龄化的投资等,这些投资可以形成未来的综合生产能力,投资形成的未来资本存量能直接或间接提高劳动资本比例、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关于有效投资不能狭义地理解为有没有直接的经济效益。

  从国家层面来讲,有效投资考虑的应是综合效益、长远效益,而非短期效益。进行有效投资,一是提高投资的战略规划。扩大投资不是简单地为了应对短期的经济周期波动才想去提高投资,而是要把它当作国家的一种长远的发展战略。目前我国制定的“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经济带就是一种非常有必要的长远发展战略。投资从规划到投入到形成生产能力需要一个较长的周期,国家应该对必需的重大工程,关系国计民生、国家兴旺的工程提早进行规划;二是要进一步推进投资体制改革,激发市场多个主体的投资积极性。

  总结美国货币政策成功的原因

  《清华金融评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稳步复苏,目前已经看到了再度坚实的迹象,美国经济似乎又进入了一个繁荣期。能否认为美国在危机后的宏观调控是成功的?可以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

  徐诺金:应该说美国危机后所采取的一系列应对措施总体上是成功的。总结危机以来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特点,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美国宏观经济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重振美国的实体经济,振兴美国的实业,要让美国的制造业回归,要增长,要发展。

  第二,路径非常清晰。从政府来讲,为了扩大就业、刺激实业、扶持实业、强化美国的制造业优势,美国政府立法降税,立法扩大财政赤字,制定出台了很多产业振兴规划及政策支持措施。从货币政策来讲,美联储围绕扩大就业降低失业,促进经济复苏,经济围绕降低利率引导投资发力,目标明确,路径清晰,预期稳定。自2008年美联储根据美国经济状况,把货币政策的目标量化为临界点通胀率2%到2.5%左右,把就业目标量化为失业率要降到6.5%~6%以来,围绕这个目标,美联储先后把利率降至接近零的水平,实施量化宽松(QE),从QE1到QE2,从QE3到QE4的,至今没有改变目标方向和政策路径。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力度是定量的、清晰的。

  第三,从政策的着力点和操作方式看,稳定政策环境、提高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预期性,着力引导投资扩大是关键。鼓励投资、鼓励实业回归、鼓励产业振兴,这样就更有利于实体经济。

  第四,加强与市场沟通,释放市场不稳定性预期的冲击。美联储的政策在这方面的特点最为明显,一是利用前瞻性指引稳定和引导预期,二是通过扭曲性操作拉低长期利率。应该说这些特点都值得我们借鉴。

  相比之下,这些年,我们在错误的主流经济理论影响作用下,宏观经济政策存在目标不太明确、路径不太清晰、透明度不够、预期不稳定等问题。实体经济运作要有非常稳定的政策环境。从投资上来讲,一个生产过程从投入到产出短至三五年,长至三五十年,没有稳定的政策环境和预期,必然会出现市场主体行为短期化、资金流向投机化、实体经济虚弱化的现象。所以,从实体经济来讲,环境的稳定至关重要,其中政策的稳定和可预期是关键,这样实体经济才能稳定和发展。

编辑:申久燕